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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配合“十二五”規劃實施的土地調控政策；2、國土資發[2012]132號、國土資發[2012]77號、國土資發[2012]2號、國辦[2011]20號、國土資發[2012]74號、國土資發[2012]98號文件解讀；3、土地供給的改革與創新(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政策)； 4、《城鎮土地分等定級規程》、《城鎮土地估價規程》修訂、最新行業用地節約集約制度；5、《關于加強土地儲備與融資管理的通知》和土地一級開發相關管理政策分析；6、典型產業用地差別化管理與房地產政策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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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剛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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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國以來，我國農村生產關系經歷了四次變革或調整，這些變革或調整對農村生產力的發展狀況產生了不同影響，現歸納如下:一. 土地改革1950年，中央人民政府頒布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》，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，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，解放農村生產力，發展農業生產，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。原因: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嚴重阻礙生產力發展。特點:采取經濟上保護富農、政治上中立富農的政策。核心內容: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。結果: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，解放了農村生產力，為工業化開辟道路。二. 農業合作化1953年，國家開始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選，從農業互助組、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，由低級向高級發展。1955年，政府加快了農業合作化的步伐，全國掀起農業合作化高潮。到1956年底，我國基本完成了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。原因:小農經濟難以滿足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。核心內容:將土地等生產資料私有制變為公有制，實行集體經營。結果:進一步提高農村生產力。三. 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年，黨輕率地發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，認為這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最好的組織形式。原因:主觀認為農業合作化的規模越大，公有化程度越高，越能促進經濟發展。核心內容:提高生產資料公有化程度，片面強調“一大二公”，超越了生產力發展水平。結果:嚴重挫傷了生產者的積級性，給社會主義建設帶來嚴重困難。四.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，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突破。全國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要形式的責任制，廢除了“一大二公”的人民公社舊體制。原因:黨中央正確總結了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經驗教訓，作出了實行經濟體制改革的決策。核心內容:在農村堅持土地公有制，改變經營管理方式，實行分戶經營，自負盈虧。結果: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，解放了農村生產力，推動了農業的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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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華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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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起草了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《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。以下是對相關問題的釋疑： 一、“長久不變”何解? 三中全會之前，外界曾希望能夠在農民土地產權問題上有所突破，而在《決定》公布之后，外界則多將允許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作為《決定》的亮點。 關于土地所有制問題，《憲法》已經明確：城市土地屬于國家所有，農村土地除法律另有規定的外屬于農民集體所有。 而土地流轉也并非此次三中全會的新意。事實上土地流轉隨著土地承包制度的確立就已經開始了。中共中央1984年一號文件就已經提出，農民可以把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償轉讓，鼓勵土地向種田能手集中。 此后1993年的中共中央11號文件進一步明確，允許農民在土地承包期內流轉土地，包括轉包、出租、置換、轉讓、土地股份合作等五種流轉的形式，“農民一直在流轉，現在只是在重申”. 此次《決定》最大的亮點在于賦予農民更充分、更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。《決定》中的表述為現有的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，并長久不變。 對于“長久不變”的含義，這次執政黨向立法機關提出來要把農民承包期從30年再擴展為長久不變，具體怎么寫，由人大定，肯定比30年更長。 要確保時間越長，產權越清晰，現在職能部門正在研究推進承包地的確權、登記、頒證，以及建立對農地流轉的管理和服務機制。 二、農地出租、入股將出臺細則 對于此前在征地過程中出現的農村集體分配不公、地方政府與企業強征農民土地等問題，《決定》最基本的政策指向就是對土地的管理更嚴格更規范了。 《決定》提出，要堅持兩個最嚴格的制度，第一個是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，堅決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;第二個是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，從而嚴控制城鄉建設用地總規模。 征地的亂象部分源于法律條文的漏洞。《憲法》規定，國家可以依法征收土地用于社會公共利益。 問題在于無法準確界定公共利益的邊界，2004年國務院曾經要求組織專家研究，擬定公益性目錄作為政府征地依據，但最后無法出臺。據了解，即使美國、加拿大這些國家也都沒有一個明確的目錄，而在此后的土地管理法中征地的范圍和政府的權力被進一步擴大。 此次《決定》提出縮小征地范圍，有一部分建設用地可以不征，“城市規劃圈以外，非公益性的項目如果符合規劃，納入年度規劃可以不征，讓農民和開發商談判，農民可以用土地入股或者出租。” 這涉及到相關土地管理法規的調整和修改，需要盡快制定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和配套政策，目前有關部門正在加緊制定這套細則。土地管理法的有關內容也需要修改，征地制度的改革實際上已經納入議事日程，涉及的面很廣，會漸進地往前走。 三、財政補貼仍有空間 盡管2008年中央政府提供給農民的四項補貼已經達到1028億元的水平，國家對于農業的支持保護體系不健全，而在WTO的框架下財政補貼仍然有空間。 除了經營承包權不夠穩定之外，市場風險就像農業面臨的第二大挑戰。而出路在于發展農民專業組織提高組織化程度。 農民缺乏面向市場、外向型的經營性組織。2007年1月1日《農民專業合作社法》開始實施，規定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可以享受稅收等政策優惠。如果財政金融支持更豐富，對農民吸引力更大。 中國從2006年在廢除農業稅的同時初步建立了農業補貼體系，主要包括種糧直補、良種補貼、大型農機具補貼以及農資綜合補貼四項。 2008年這四項補貼的總額超過1000億元，《決定》中提出“逐年大幅提高補貼水平”,預計明年補貼金額將有大幅提高。 根據WTO相關規定，以上四項補貼屬于限制類的“黃箱政策”,即能夠直接影響農產品成本的補貼。中國加入WTO時承諾這類補貼不超過農業生產總值的8.5%,根據專家們測算，我們現在的補貼水平只占農業總產值的3%,還有5.5%的補貼空間。據此測算，至少還有1885億元的補貼空間。 而對于不受限制的“綠箱政策”,即不影響農產品成本和貿易價格關系的相關補貼則補貼空間更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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